敦行志

广东广雅中学2027届高三级组

第4期

2026年8月14日

编者按

本期文章，意在打破一道无形的墙。这道墙，一边是公式定理的推演，一边是诗词史哲的浸润；这道墙，一边是过往成败的纠缠，一边是未来格局的打开。丘成桐先生以一代数学大家的视野，告诉我们“科技与人文，大道同源”，真正的创造力源于“浩然之气”，而非机械的堆砌。这启示我们，高三的复习不应只是冰冷的分数追逐，更应是一次“求真逐美”的心性磨砺——当你能从一道解析几何题中读出逻辑的优雅，能从一篇古文里悟到思维的辩证，你的备考便拥有了“敦行”的厚度。

紧接着，《你怎样解释过去，就会怎样度过余生》一文，则从社会学的视角切入，犀利地指出：影响我们的不是经历本身，而是我们赋予它的意义。高三的起伏跌宕中，你是把一次失利解释为“我不行”的终审判决，还是“查漏补缺”的宝贵契机？你是把当下的刻苦看作被迫的感受，还是主动的成长？正如王虹、邓煜在摘得菲尔兹奖前经历的漫长沉寂，伟大的成就往往始于对“未完成”的积极重构。

站在高三的渡口，愿你能借人文之火淬炼科学之真，以重新诠释的勇气改写自我叙事，在文理交融中涵养胸襟，在自我关怀中积蓄力量。请记住，高三修炼的不仅是解题的速度，更是解释世界、定义自我的能力。以此“敦行”，方能抵达真正的“致远”。

科技与人文：大道同源

作者：丘成桐
清华大学讲席教授、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主任、求真书院院长

世人谈及科技与人文，多将二者割裂视之，常以为科技立足理性、讲求工具、探寻自然规律；人文观照心灵、坚守价值、承载人世情怀。二者一求真、一求善，看似各成体系、泾渭分明，实则不然。孔子有言：“吾道一以贯之。”今天的学问虽越分越细，然究其根本，科技与人文从来都是同源共生、彼此交融。科技为人文立实，人文为科技立心，终归是贯通一体的大道。

情动于中，始有创造

常有学生问我：做数学，何以时常论及诗词歌赋、文史典籍？我的体会是：做学问，扎实的专业功底是立身之本，但不论是顶尖的科研突破，还是传世的人文创作，真正可贵的创造力，皆源于丰盈真挚的情志与开阔豁达的胸襟。

回望中华千年文脉，屈原赋《离骚》，司马迁著《史记》，陶渊明咏田园，李白、杜甫抒写胸臆，苏轼描摹人世沧桑，无一不是真情流露、气韵磅礴。何以故？孟子云“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司马迁亦言“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能够传世不朽的经典，皆有至大至刚、至柔至远的风骨，藏天地家国之情怀，载人生沉浮之体悟！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儒家经书奉为文之上品，贵在载道明理。我以为，这里的“道”，并非只是修身立德、关切世事的人文之道，亦是天地万物运化的自然科学之道。正因为文理本是一道、大道同源，自古希腊先贤到近现代科学大家，但凡成就卓著的学者，文笔多优美雅洁。他们并非刻意雕琢文辞，只因大道存于心、文理融于骨，悟道则文自正、理自明。

解决大问题时，科学家的主观情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是探寻未知真理最本源、最持久的动力。面对震撼心弦的自然真理，他们倾尽心力追寻真相，真切感受科学定律如此简洁、有力，由衷惊叹自然结构的无比美妙。“苟真理之可知，虽九死其犹未悔。”这份矢志不渝的赤诚，与文天祥身陷囹圄仍坚守正道、作《正气歌》以明志的浩然风骨一脉相承。

文理相通，其道一也

我曾多次提出，数学家做一流的学问，完全可以借鉴古典文学“赋、比、兴”的创作手法。这不是文学修辞的比喻，而是文理相通、知行合一的真实印证。近现代数学家在不同分支取得突破性成果，其思维路径、创新逻辑，和文学家高度相近。我始终坚信，好的数学家、科研学者，要有深厚的人文素养。当我们心怀人文底蕴，便能从百态人生、自然万象中汲取灵感、启迪思辨，不断打磨、完善数理理论体系，实现科学的至真至美。若故步自封，在前人成果上修修补补，便只能做跟随性的工作，做不出开创性的学问。

无论是科学突破或是人文创作，从来不靠机械堆砌与刻板复刻，要旨皆在于联想、类比、想象等创造性思维。科学家从若干看似无关的自然现象中找出联系，构造出一个统一的理论；诗人立足万千人间意象，构筑鲜活的艺术世界。二者都是从纷繁表象中探寻本质规律。没有这份创造性思维，科技难有突破，人文难出新意。中华文脉绵延千载，屈原、司马迁、李白、苏轼、曹雪芹等先贤留下的经典典籍，是滋养心性、启迪智慧的宝贵财富。无论是深耕数理科技还是研习人文史哲，我们都可从中汲取赤诚情怀、辩证智慧与开阔格局，以人文底蕴托举科技创新，以科学理性厚植人文根基。

求真逐美，殊途归一

世人多认为科技务实致用、重在工具功用，人文风雅超然、只求精神情怀。然而，科学家探索自然之真，文学家求索人世之美，看似领域迥异、路径不同，但内心深处始终坚守着同一份追求——对极致完美的不懈探寻，求真逐美，殊途归一。

一套成熟自洽的数理理论，其逻辑之严密、架构之精巧、体系之完备，不逊于一部文学经典。韦伊以代数几何拓展数论边界，朗兰兹用自守形式搭建数论的大统一纲领，我与同仁发展几何分析，皆是为自然万物之真，探寻最完美、最自洽的阐释框架。这份对极致完美的执着向往，并非功利的工具理性所能解释，而是源于本心深处对真与美的笃定信仰。

很多时候，数学家会用数千页的抽象理论，将一些模糊不清的具体现象用极度抽象的方法去统一、描述、解释。这正是数学追求极致完美的生动体现。比如，上世纪70年代，物理学家提出超对称理论，预测所有粒子都有超对称的对偶粒子，即便目前尚未在实验室见到超对称现象，却持续推动数理领域诸多突破性研究。

物理学家外尔说过一句话：“假如理论和见到的现象界有冲突，而这个理论漂亮而简洁的时候，我宁愿相信理论本身。”规范场论的蓬勃发展，正根植于这份对科学之美的信仰。狄拉克完成相对论量子力学中著名的狄拉克方程后也曾感慨，这套方程“优美地描述了基本粒子的性质，有些性质连自己事先都未曾想到”。这正是科学创新的奇妙之处：我们用以探寻真理的工具，终会带着我们突破认知边界，走向更远的未知。

文学家也一样。曹雪芹著《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他将半生阅历与人世沧桑，熔铸成一个完整鲜活的艺术世界。这部虚构的文学作品，对人性与社会的刻画，远比诸多写实记录更为深刻动人。后世无数文人尝试续写，终究无人企及，只因缺少他那份至深至纯的人文情怀和贯通全局、追求极致的格局。

科技向外，以理性解构天地万物、求索自然至真；人文向内，以情怀观照人间百态、坚守人世至美。科学家和文学家，一个面对自然，一个面对人世，但内心深处对完美的向往始终不变：求真务实，止于至善。2023年，我牵头创办国际基础科学大会，至今已历四届。大会标识下有一行字就是“求真务实，止于至善”，一来是致敬历届获奖学者潜心治学的坚守，二来也是我这一辈子治学育人深信不疑的人生目标。大会聚焦基础数学、物理、信息科学和工程三大领域，注重基础科学与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倡议海内外学者敞开胸襟、协同合作，立足长远谋划学科布局。大会设立基础科学奖章和前沿科学奖，便是期许一众科研同道，在探索宇宙深奥规律的漫漫长路上，守住求真逐美的本心。

博雅明史，涵养治学

我们何以培育这份贯通文理的创造性思维，涵养求真逐美的治学本心？答案藏于博雅教育，藏于文脉浸润，藏于历史传承。我常对学生说，做学问不分文理，首要贵在真心、真情。当一个年轻人对自己要学习的学问有浓厚的感情后，治学之路方能水到渠成、行稳致远。而这份纯粹的热爱与坚守的定力，离不开长期的人文熏陶与博雅滋养。

我这一生，获益于人文熏陶良多。10岁时，父亲便教导我诵读诗词、研读史籍、体悟古今哲学。他写的《西洋哲学史》，曾引《文心雕龙》名句：“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这句话至今仍激励我，治学当立千秋之志，求不朽之学，不困一时得失，不囿一隅之见。这种志向，这种胸怀，是我做学问的根基。我现在每周都坚持为学生讲授数学史课程。为什么要讲历史？因为史为明镜，它不单指出前贤成功和失败的原因，也将千年来祖先留下的情感传给我们。不读历史，不知来处；不知来处，便不知去处。数学史尤其如此——它让你看到一个个伟大思想是如何诞生的，让你感受到那些数学家当年的喜悦与挫折。这种感受，比任何公式都更能打动人心。

时至今日，中国的理论科学家在原创性上较世界顶尖水准仍有差距。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科学家在人文方面的修养尚欠深厚，对自然之真与美，体认未足，感发未深。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感情和富有深度的民族，这种感情对科学家和文学家而言是共通的。前述的诸多先贤之作，比之世界文学之巅，亦不遑多让！

如今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成为新时代科技发展的核心力量，也让文理辩证统一的价值愈发凸显。人工智能依托数理逻辑、大数据算力重塑科研范式，是人类工具理性的极致延伸，但技术迭代越快，我们越不能丢掉人文初心、价值判断与审美格局。脱离人文引领的科技是盲目的，缺少科学支撑的人文是空洞的。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科研与社会的今天，坚守文理相融、真美合一的理念，尤为紧要。

我期许新时代青年学子，怀质朴真心，守求真初心，承前贤文脉而不盲从固守，既能深耕数理、探自然真趣、攻坚原创难题，亦能浸润人文、养浩然胸襟、坚守治学初心。以人文涵养格局，以科学开拓前路，在文理交融之中探寻大道、成就自我。

你怎样解释过去，就会怎样度过余生

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公众号，文本节选自《与社会学同游》

我们总以为，过去是已经发生的事实。然而，真正影响我们的，往往不是经历本身，而是我们后来赋予它的意义。同一次失败，可以被理解为能力的证明，也可以成为重新出发的契机；同一段往事，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也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当我们认定过去“就是如此”、未来“别无选择”时，或许应该意识到：我们所记住的过去，是在无数经历中选择出来的；我们所相信的人生，也是在不同解释中选择出来的。过去并不只通向一种结论，未来也不只有一个答案。

01 一个人有多少观点，就有多少不同的人生经历

看起来，人生阅历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解释。这些解释也不能够仅仅靠外在观察者去完成；我们去世之后，意见对立的传记作者对于我们所做或所说的这样那样的事情有何意义常常会争吵不休。我们本人不断对自己的人生阅历进行解释，甚至是重新解释。

正如伯格森所言，记忆本身是反复重申的解释。我们记住过去的经历时，常常根据当前何为重要何为不重要的想法去重构自己的记忆。这就是心理学家所谓的“选择性感知”。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心理学家通常把这个观念用于分析当前的情况。

这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由于可能会引起我们注意的东西几乎是无穷无尽的，所以我们只能够注意对当前的目的来说重要的事情，其余的则置之不理。但在当前的情况下，有人可能会指出我们忽略的东西并且将其强加在我们的意识之上。

除非我们真的精神失常，否则我们总在选择性地召唤、遗忘和拼贴过去。虽然我们还要强调说，我们对它们不太感兴趣。面对摧枯拉朽的遗忘机制，我们决定忽略的经历实在是没有藏身之地。

在这里，我们不会违背自己的意志去指出这些被遗忘的经历；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比如刑事诉讼中），我们才不得不面对我们不能够提出异议的证据。人们通常认为，过去的经历是凝固僵化、不会变迁、不会变异的，当前却处在永恒变动的状态之中：这样的常识是极其错误的。

正好相反，至少在我们的意识中，过去是可变的、易变的、不断变化的，这是因为我们回忆过去的经历时往往反复进行新的解释。所以我们说，一个人有多少观点，他就有多少不同的人生经历。我们不断重新解释自己的人生经历。我们召唤一些事件，认为它们极端重要；却把另一些事件打入另册，并逐渐遗忘。

我们有把握设想，这种重塑过去的机制（大约是语言中固有的机制）即使没有类人猿的历史悠久，至少和智人的历史一样悠久，这个机制有助于我们的祖先度过数百万年的漫长岁月；在那段岁月里，除了用手斧来砍砸之外，人类实在难以从事其他的事情。每一次人生仪式都是对历史的解释，每一位有智慧的老人都是关于历史发展的理论家。

但是现代社会的独特之处是，这样的重新解释出现的频率高、速度快，许多人的生活中都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在这种重新构建世界的游戏中，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解释体系，这已经成为越来越普遍的情景。

02 我们总想为自己，找到一种“说得通”的人生

心理分析为许多人提供了类似的方法，让他们去重构自己的人生阅历，并且用一个有意义的方案把破碎的片段组合起来。心理分析法特别适合生活舒适的中产阶级社会，因为中产阶级社会太“成熟”，缺乏宗教或革命所需要的勇敢奉献的精神。

心理分析体系细腻而且被视为科学，可以解释人的一切行为，所以它给信奉者提供了一幅可信的肖像，与此同时并不向他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他们也不必掀翻自己的社会经济家当。在对信仰改变的管理上，心理分析显然是技术上的改进，它比基督教等信仰略胜一筹。

此外，对过去的解释还以比拟的形式展开。父母、兄弟姊妹、妻儿都被扔进一口观念的大锅里，他们从锅里出来时全都变成了弗洛伊德神殿里的人物。俄狄浦斯陪母亲伊俄卡斯特去看电影，并在早餐桌上打量他原初的父亲。有了心理分析之后，一切经历便各就其位、自有其意义了。

信仰一个能够重组人生历程中零星的数据的意义体系，能够使人获得解放并深感满意。也许，这是人根深蒂固的需要，我们需要井井有条、意向明确、清晰可解的经验结构。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问题，我们又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这样那样的信仰改变未必就是终极的改变，而且当我们意识到人可能会一次又一次改变信仰时，也可能因这样的想法而惊恐万分。

这种经历就是所谓的“选择”（颇像人面对无数镜子时的感觉，每一次潜在的改变都是镜中映象的变化），它必然导致晕头转向的感觉，在人生无数相互交叠的视野里，人必然会患上形而上的对陌生环境的恐惧症。

倘若我们能够把社会学当作特效药丸来生产，吞下它后能够使这些视野迅速地各得其所，那该是多么令人满意啊；倘如此，我们就能够给他人以希望，使“选择”引起的认识上的焦虑得到缓解，但那只不过是给已有的神话增添一个新篇章而已。

事实上，社会学家就其身份而言，不能使人得到这样的拯救。他和其他任何人无异，他的处境必然是这样的：他接触的有关万物终极意义的信息是十分稀罕的，且常常明显带有欺骗性，但不会是压倒一切的。他没有使人大开眼界的灵丹妙药可以兜售。

实际上，社会学参考框架只不过是另一个解释体系，它可以用来解释人生经验，但也可以被其他试图解释人生阅历的体系取代。

03 你所相信的世界，来自你身处的世界

话又说回来，对于在世界观相互竞争的丛莽中觅路的人而言，社会学家能够提供简易而实用的洞见。这个洞见是：相互竞争的世界观全都植根于社会。

略微变换一下方式就可以说，每一种世界观都是一种密谋。密谋者构建一种社会情景，使他那种世界观成为此情此景中理所当然的世界观。身处其中的人越来越容易分享其中的基本预设。

换句话说，当我们从一种社会情景进入另一种社会情景时，我们的世界观会发生变化（这样我们会对人生阅历进行新的解释）。

只有精神失常的人或罕见的天才能够独自一人栖居在一个意义世界里。我们大多数人都从他人处获取意义，并要求他人给予忠实的支持，以便使自己周围的一切意义都令人信服。

教会是对经验解释进行强化的机构，使教徒能够彼此强化有意义的解释。披头族必然拥有自己“垮掉的一代”的亚文化，同理，和平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和基督教科学派必然拥有自己的亚文化。

每个人都要适应他身处其中的特有的社会。每个人都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成长。

改变意义体系的人必然会改变社会关系。男人娶女人时，他一定会重新界定自己的身份，他必然要放弃不符合这一自我界定的朋友关系。一位天主教徒娶的妻子不是天主教徒时，就可能会危及他的天主教信仰；同理，如果一个披头族常常和城里的经纪人共进午餐，那就会危及自己的意识形态。

意义体系是用社会关系构建的。心理分析师会给他的病人“洗脑”，并与病人一同编造出新的生活经历。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事人会相信，他正在“发现”有关自己的真相，并且这种真相早在他进行心理分析之前就已经存在。

但社会学家对心理分析持怀疑的立场。他们认为，心理分析表面上是发现旧情况，实际上是“发明”新东西。他知道，如此的发明是否看似有道理，和它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否强大有直接的关系。

社会学意识的参考框架使人能够以这样的态度去感受自己的经历：人的生活阅历是在若干具体的社会环境里流动的，所有的社会环境都附带着具体的意义体系。这样的社会学意识当然不能够解决何为真理的问题，但它使我们不那么容易掉进人生旅途中遭遇的每一个传教团设置的陷阱。

换一个角度，故事会有新的意义；重新选择，人生就仍有新的可能。